Looking beyond the economy: Pussy Riot and the Kremlin's voting coalition

The arrest of the protest punk band Pussy Riot (PR) in March 2012 and the subsequent prosecution of three band members pose a significant puzzle for political science. Although PR's performances presented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the Putin regime's image of Russian reality, it was unlikely that the discordant music and crude lyrics of their art protest would inspire Russian society to take to the streets. Yet, the regime mounted a very visible prosecution against the three young women. We argue that the trial marked a shift in the Kremlin's strategy to shape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face of declining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ocial unrest, the PR trial encapsulated the Kremlin's renewed focus on three related mechanisms to insure social support: coercion, alliance building, and symbolic politics. The PR trial afforded the Kremlin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simultaneously redefine its loyal constituency, secure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and stigmatize the opposition.     

我国家族企业内部纠纷的起因与规范——以家族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为视角

随着家族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日益增强,我国家族企业内部纠纷已经不再是婚姻、家庭内部的事情,它关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甚至存活.本文认为,家庭财产与企业资产的混同,家庭生活与企业生产的重叠,个人投资与家庭投入的模糊,体力付出与脑力贡献的混淆等是家族企业内部纠纷产生的根源.因此,资产归属的事先明确是避免家族企业内部纠纷的关键.     

对法国物权变动债权意思主义的再思考

一般认为,《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即当事人间的债权意思引致了物权的变动。但深入研究《法国民法典》后却得出了并非完全一致的结论:所谓的物权变动的债权意思主义,是一定逻辑体系之"前见"下的结论。以权利生效的要件以及权利变动的过程和结果观之,债权意思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是荒诞的。"物权意思+公示对抗"应当被确立为物权变动的第四种立法模式。这一认识对于理解我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选择以及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具有意义。     

试论国家对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平衡简

健康权在任何与健康熙护议题有关的政策上（包括药品知识产权制度）都不可忽略.然而, 《多哈宣言与2003年决议仍未触及药品知识产权保障与健康权冲突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将健康权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对药品知识产权的影响做补充性的解释.国家保障药物获得权利的义务应根据其实质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掺入防卫权的特色；换言之,药品获得权应区分为国家仅有义务渐进实现的受益权与国家有义务立即实现的受益权.这种通过细化国家保障药品获得权的义务,在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健康权及药品知识产权产生冲突时,便有足够的基础从权利本质审视两者在冲突时的平衡关系是否适当.     

对专业化市场主体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意识的考察——基于对杭州市253个商家问卷调查的分析

专业化市场是市场经济在规模效应模式下的组织形式,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经营商品的同类性使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内部易、外部难的局面。对杭州华东家具市场和杭州灯具市场的调查显示,商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占绝对比重,并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较高的起点和复杂的程序是商家对刑事保护期待不足的主要原因。强化行政执法是启动刑事保护措施的前提条件。完善刑事立法是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基本路径。     

多维视角下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再思考

我国重刑轻民,公法优位的观念导致追赃活动中司法自治功能缺失。赃物有限制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并不违背价值冲突规则,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客观要求,能实现较好的社会效果和交易成本的可控与节约。其中,善意标准应从价格和交易环境两个方面客观考量,善意证明责任应公平分配,并应设立特定物有偿赎回和特殊物品不得回复的限制性规定,以便真正衡平原所有权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冲突。宜设立善意第三人的补偿制度和国家对被害人的救助机制。在立法完善之前,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和漏洞补充方式进行法律适用。     

法与道德关系视野下的夫妻财产问题——评析《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自公布以来，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本文择取其中第11条，借以管窥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以及第11条规定背后的问题实质，并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探析其不合理性。     

设计未来：中国发展与知识产权

中国未来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制度支撑。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应着力于＂中国创造＂、＂中国创意＂、＂中国形象＂的发展目标,即实施专利战略、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实施版权战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施商标战略、提升国家品牌影响力。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界分与适用——以张某“毁损财物”案为例

准确认定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的界限,一直困扰着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结合个案来分析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的关系,便于揭示两者之间的区分标准与处理原则。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一种约束政府官员行为的制度,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鉴于我国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申报主体和申报范围偏窄、只向上级申报不接受公众监督、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及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我们必须从我国建立健全反腐败体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借鉴国外在应对腐败和对官员监督方面的经验,加强对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研究。通过试点,争取在全国范围内早日建立并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为制度反腐的有力支撑,最终通过立法来完善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